追忆胡续冬似乎很容易，因为他光彩夺目，是很多聚会和活动的中心。他豪气开放，有一种浑不吝的气质，他给许多人都留下了画面感十足的记忆。
但这些追忆有时也很困难，时空支离破碎，很少有人能准确地描述出胡续冬的世界，余下一堆一堆的画面和小故事，全都交织在一起。
或许可以这么说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胡续冬的模样，有时相似，有时不同。我们仿佛透过棱镜在观察和理解他的人生。在采访了他的很多朋友之后，我们发现，作为一个诗人、作家、翻译家、评论家，胡续冬是所有人的。但同时他还有一个属于少部分人的身份：一个大学老师。
在北大，胡续冬艰难地维系着一个共同体，一个无形的学院。那些后来被他影响的学生和朋友，都曾受益于这个学院。我们不确定在北大，在中国的其他大学，还有多少像胡续冬这样的老师。有人说，那样的老师走了，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但我们猜想，或者期待，总会有人站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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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大学副教授胡续冬这辈子住过最久的房子，只有42个平方，是在北大西门外的蔚秀园，一幢七十年代的公寓楼。小房间一开门，门厅的老式灯泡下面，胡续冬挂了一张关公的戏曲面具。
先拜关老爷！胡续冬跟自己的学生说，你们以后就都是洪门弟子啦！“洪门”说法一是因为他的导师是北大中文系教授洪子诚，二是因为他热爱《古惑仔》里的洪兴帮。这是一个标准的无厘头的胡续冬式笑话。
学生们进了门，打开书房靠墙的宜家折叠桌，挤在书柜前面，围着书桌吃饭。胡续冬和太太阿子源源不断地从厨房端出饭菜。至少有十六届学生在这里度过元旦、中秋节，见证胡续冬从刚成家、到生子变成一家三口，从精力旺盛的诗人和青年教师，变成了中年导师胡子。
胡续冬在2005年秋天搬到了这里。这一年发生了几件大事。他从巴西回国，回到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任教。他和阿子结婚，他们是网恋，胡续冬在巴西做访问学者时，阿子曾跨越半个地球飞过去见他。结婚后，他从北大租到了这套狭小的两居室。
他在巴西待了一年半。回到北京时，这个城市已经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。很多东西消失了，比如破破烂烂的三里屯南街，比如郊区那些做先锋艺术的贫穷艺术家。他感受到了这种氛围，那些草莽的八九十年代遗留，正在被一种全新的、光鲜的东西替代。胡续冬的一些朋友不喜欢这种“打了鸡血一样”的氛围，正逐渐离开。
回国前一年，还发生了一件大事。胡续冬最好的朋友，诗人马骅在云南出了车祸，掉在澜沧江失踪了。马骅在2003年离开了北京，去云南梅里雪山脚下的藏区支教。胡续冬在巴西收到噩耗，他在课堂上大哭，跟巴西的学生讲起马骅的诗歌。马骅最后留下一组《雪山短歌》，写桃花，山雨，纯白的雄鹰。这组诗歌让旧日朋友们震惊，这已经不再是同龄人写的城市现代诗，语言澄净而开阔。
所谓旧日的朋友，也就是以诗人为主的那个圈子。“胡续冬”是他写诗的笔名，他真名叫胡旭东，但朋友都简称为胡子。他曾是这个圈子的核心人物。从1991年考入北大中文系开始，胡续冬的宿舍就是一个聚会基地，同龄的法律系、外语系、社会学系、哲学系的同学都过来彻夜喝酒，再把喝剩的啤酒瓶一个个扔到楼下。到了2000年前后，外地诗人来北京，直接从北大小南门一路摸到他的宿舍去，敲门就问：“胡子在不在？”再定睛一看，北大写诗的一群人全在屋里。
诗人们整晚坐在胡续冬的床铺上，一进门就开始聊诗歌，聊曼德斯塔姆，聊布莱希特，聊保罗·策兰。胡续冬是这种场合的中心人物，他个子不高，眼睛有些突出，说话时像是瞪着人，两眼都在放光。他像陀螺一样在房间里转来转去，手上动作也多，时时刻刻像处在一种微醺的兴奋状态里。
在这种聚会上，人们总是被胡续冬的兴奋带动。临近十二点，胡续冬会告诉大家，自己要睡觉了——他24岁时查出了乙肝，整个人开始惜命，夜里一定要准时睡觉。他也不再喝酒。
在胡续冬去巴西的那一年半，北京的这种聚会还有，但大家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当胡续冬回到北京时，他又觉得少了点什么。
2005年春天，胡续冬结婚后请大家吃饭，第二天几个诗人朋友夜里跑去后海，在湖面上划船，大家几乎都喝多了，几艘船越划越远，在水面上四散开来，再也找不到彼此。后来有人回忆，那个夜晚就是最后一场大酒，酒局结束之后，喝酒的人分头去了上海，去了香港，一个热闹的圈子就此散了。
现在回头看，巴西之行也许是胡续冬人生的一个分界点。多年后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：“这一年半的时光，对我个人来说却具有难以想象的重要意义，从很多方面来看，它都像是我近十年来个人生活的一个全新的起点。”
这个起点意味着什么？在后来将近十六年的时间里，胡续冬一直生活在北大。在没那么熟悉胡续冬的人看来，他的身份是诗人，是翻译家。但最近这两个月，当我们接触了他身边更多的朋友之后，我们发现了隐藏在北大校园里的另一个胡续冬。
